劉軍寧：柏林牆為什麼會倒塌？

(「BBC」，09/11/2009，作者 ─中國政治學者)

二十年前的 1989 年 11 月 9 日，隨著風雨飄搖的東德政府辭職下台，柏林牆失去了最後的存在理由。東西柏林人隨即抄起大錘鎬頭拆毀了擋在他們中間達 28 年的柏林牆。然而，在 1989 年之前，柏林牆兩邊的人都沒有想到這堵不斷吞噬人命的牆會倒塌，許多人士認為它會永遠存在下去。

在距此兩年之前的 1987 年 6 月 12 日，美國總統里根在西柏林的勃蘭登堡門演說中曾直言：「戈爾巴喬夫先生，拆除這堵牆吧。」里根的許多幕僚曾反對把這句話寫入演講稿，認為那樣太刺激蘇聯了，具有挑釁的意味，會傷害蘇東人民的感情，加劇美蘇的緊張關係。如果他們能預知柏林牆會在兩年後倒塌，他們絕不會反對里根總統這樣說。當里根稱蘇聯為邪惡帝國時，他也曾被許多人嘲笑。

里根的話應驗了。赫魯曉夫在五十年代也曾對西方世界說：「我們將埋葬你們！」他的話也以相反的方式應驗了。

柏林牆的倒塌，不是因為蘇聯和東德的軍事失敗。相反，當時蘇聯領導的華沙條約集團在軍事實力上正在超過美國領導的北約集團。更不是因為蘇聯與東德經濟崩潰。當時的東德是整個蘇聯東歐集團經濟狀況最好的國家。

為什麼柏林牆會「憑空」倒塌呢？柏林牆的倒塌說明了什麼？

柏林牆終將倒下的命運從它立起來的第一天起就已是定數。建牆者深深意識到，在與其敵對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競爭中，自身已經處於絕對不利的劣勢地位。不建立起這座用機槍守衛的高牆，不足以阻擋其被統治者們大規模地用腳投票。當磚石之牆建起來的時候，信念之牆已經倒塌。圍牆越多越高，越堅固，守衛的越嚴，說明自信越少，潛在的危機越大。

柏林牆倒塌與人類追求自由

一些統治者可以在一段時間內阻擋一些人對自由的追求，但是不可能永遠阻擋所有國民對自由的追求。柏林牆的倒塌說明，任何有形的人為障礙，都不能阻擋人類追求自由的意志。

柏林牆表面上要禁錮的是人的身體，實際上它更要禁錮的是人的靈魂，人的追求自由的心靈。那些篤信物質決定意識的統治者，以為禁錮了人的身體就等於禁錮了人的心靈。然而，人不是物質的動物，人更是精神的動物。如果物質決定不了意識，如果人的心靈不會因身體而被禁錮，那麼這樣的禁錮就是無效的，而不論牆有多高，多堅固。

柏林牆從建到塌的歷史表明，把人去人性化的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終究不能長久。

柏林牆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象徵。這一意識形態把個人看做是國家的財產。既然人是國家的財產，統治者就有權決定被統治者應該在哪裏生活工作，他們應該消費什麼樣的物品，玩什麼樣的遊戲，該讀什麼樣的書，說什麼樣的話，瀏覽什麼樣的網站。誰叫他們是國家的財產呢？這一意識形態的最嚴重的後果在於，它企圖通過摧毀人心中內在的道德律來把人去人化，使之成為動物，然後再用對待動物的方式加以統治。這個意識形態企圖謀殺一切對超驗道德與普世價值的信仰。波蘭哲學家克拉科夫斯基發現，蘇聯東歐集團的意識形態沒有道德脊柱。

因此，最終也因沒有道德脊柱支撐而被自身的重量壓塌。體重越大，貌似越強，離傾覆就越近。在這個龐大的軀體裏面是道德真空。柏林牆的倒塌說明，蘇聯與東歐的人民不接受這種視個人為國家財產的意識形態與道德真空的社會制度。

柏林牆的倒塌說明，追求自由是人類的共同天性。自由是全人類共享的普世價值。

德國是歐洲國家中自由的傳統十分薄弱的一個國度。曾經有過的魏瑪共和國羸弱而短命。德國還是人類有史以來對自由造成最大威脅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發源地，是一切共產主義者和國家社會主義者的精神故鄉。西德是西方大國中最後一批實現憲政民主化的，而且還是因為戰敗才得以實現。東德的民主化比西德還晚四十年。

從此看來，歷史上的德國與中國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專制的傳統十分強大，自由的傳統十分弱小。追求自由的嘗試多，追求自由的成功少。說中國沒有自由的傳統，是錯誤的。說中國的自由傳統比西方少是正確的。但是，沒有一個民族與國家的傳統中沒有自由的因子，差別只是自由的傳統大與小，得到的自由多與少。

柏林牆是人類追求自由的反面見證。如果人類根本沒有追求自由的心靈與意志，柏林牆就是多餘的。從如果自由是包括德國與中國人在內的全人人類的共同追求，那麼，任何柏林牆都終將是徒勞的。

鮑彤訪談二：我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一個人民共和國

(節錄「法國國際廣播電臺」，09/11/2009)

記者：「十一」的時候，江澤民出來了，他是不是很想發揮當年鄧小平的作用？

鮑彤：江先生嗎，當然也是人中的龍鳳，是一位英雄，英雄總有一點英雄的抱負。你看到哪位英雄沒有抱負？

記者：胡錦濤據說是鄧小平隔代指定的，下一次中共 18 大上，如果由胡錦濤他們決定指定一個接班人，可能還不行，可能還需要在世的長輩，也就是江澤民來指定，江澤民肯定也很想發揮作用，他還沒有真正推出歷史舞臺。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又回到 20 年前，這個制度如果不改，就又要找一個老人。

鮑彤：我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一個人民共和國，我但願如此，我希望如此。中國人當務之急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使人民共和國成為真正的人民共和國，政府應是民選的。別的東西相形之下都可以緩行，可以放在第二位。

你們所處的地方屬於歐盟國家，參加歐盟有個條件，一定得是民選政府，政府不是民選的就不能參加歐盟。如果聯合國將來也是這麼一個規定，參加聯合國的必須是民選政府。不是民選政府，別說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你普通會員也不能當。

這當然是我的幻想，如果是這樣的話，這才是普世價值。如果沒有普世價值，你要聯合國幹什麼？你搞一個中國特色的、他搞一個法國特色的、美國特色的，那還有國際社會嗎？聯合國就是國際社會，國際社會就是搞普世價值的。所以歐洲走在了前頭。

記者：中國的一個希望和機會是臺灣，中國的統一可能能夠加速帶來中國的民主化。您覺得呢？

鮑彤：可能像你希望的那樣，也可能未必像你所希望的那樣，很難說。沒有民主這個前提，統一不了的。這不是鮑彤的意見，這是毛澤東的意見。

《歷史的先聲》第一篇就是毛澤東 1944 年在延安的講話，第一篇的最後一段還是倒數第二段，毛澤東就講：「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這是真統一，不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這是假統一。」

蔣介石要毛澤東統一，你必須統一服從我的領導，統一的政府，統一的軍隊，統一的政令。毛澤東回答：民主才是真統一，沒有民主的基礎那就是假統一。毛澤東講的多清楚，毛澤東在替自己打算的時候，頭腦是清清楚楚的。

我看臺灣現在好就好在有一個民主的制度，不管誰上臺，他不能不反映臺灣民眾的意見，否則就站不住。這就是民主制度的好處。中國現在有個缺點，就是有了錯誤沒法改，就是因為沒有這樣一個民主制度。就出現我們剛才所提的反常的、變態的、奇怪滑稽的事情，或者是使人難過的事情，使人感慨的事情。制度問題真是非常重要。

記者：中國現在對外宣傳的力量還是相當強大的。

鮑彤：你如果宣傳真理強大，那很好。宣傳假東西強大，那就很不好，越強大越不好。最雄辯的是事實，而它最害怕的是事實，這就沒辦法，先天不足。

記者：現在網上的控制越來越緊，您的情況？

鮑彤：他們根本不讓我裝寬頻，他說：「我們領導上說的：你們這裏不能裝寬頻。」我說：「這還了得，要是領導上說一句：我不能用公共廁所，我跑到馬路上怎麼辦？要是領導上說一句我不能坐公共汽車，那怎麼辦？好像公共汽車、公共廁所、電話線路都是屬於『領導的』」。

記者：那您的電郵網址還是以前的？

鮑彤：已經蕩然無存了。

二十年前今天：柏林圍牆被推倒

(《蘋果日報》，09/11/2009)

柏林圍牆是在二十年前的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被推倒的。「Die Mauer ist Weck,」人們不停地叫喊着，在勃蘭登堡門 (Brandenburg Gate) 前的攝像機前揮舞着拳頭。「牆沒有了！」毋庸置疑，這是二十世紀最具有標誌性的事件之一。可以看做是冷戰以來具有圖騰標誌性的勝利。然而，當時的我作為《新聞週刊》的記者在現場，那時的情形確實是偶然。

一件小事改變歷史

十一月九日傍晚，東德當時的領導人，上任還沒幾周的改革派克倫茨 (Egon Krenz) 正沉浸在難得的欣喜之中，共產黨的發言人君特．沙博夫斯 (Gunter Schabowski) 恰巧路過。「有甚麼要對外發佈的麼？」沙博夫斯隨口問道。克倫茨停頓了一下，給了他一張新聞稿。這是幾個小時之前強行在議會通過的一項重大改革方案，這也是國人們幾周以來一直在街頭要求的權利：自由旅行的權利。

克倫茨原本是想在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十日才給他的。小事往往改變歷史。

沙博夫斯隨即離開，並對外宣佈了新聞稿的內容。「甚麼時候能生效呢？」記者問道。沙博夫斯由於沒有注意這個重要的時間點，隨口說道「so fort,」就是「立即」的意思。轉瞬之間，局面發生了逆轉。欣喜若狂的東德人立刻滙成了人海，大家紛紛向邊境湧去。守衞國境的士兵們由於沒有得到指示，顯得有點不知所措，他們還是打開了大門，歷史就此而改變。

意外事件一直在改變人類的進程。即使這樣，我們也可以問問。如果沙博夫斯當時沒有搞錯時間呢？可以想像，第二天，克倫茨的旅行法將會按照德國式的秩序且有效率的方式執行。嚴格來說，柏林圍牆不是被推倒的。大門是被打開，而不是被打破缺口而形成的。如果沒有在那天晚上戲劇性的場面出現，沒有這樣的示範效應，一周之後，天鵝絨式的革命 (Velvet Revolution) 會在布拉格 (Prague) 出現麼？一個月之後，羅馬尼亞人是否有勇氣起來反對壽西斯古 (Nicolae Ceausescu) 呢？東歐的多米諾效應可能會不一樣地發生。也許一些國的政權不會被推翻。

整整一個寒冷的晚上，我和幾千名西德民眾站在泥濘的無人區 ─ 這裏曾經叫波茨坦廣場 (Potzdammer Platz) 的地方。一名東德建築工人試圖在拆除柏林圍牆，這真是一項艱苦的工作。一個巨大的挖掘機吃力地舉起十二英尺高的水泥板，猛烈地收回它的手臂，就像恐龍正在撕咬着獵物。電視鏡頭聚焦在破落的牆面上，上面畫滿了塗鴉。牆上最為醒目的是一個單詞：Freiheit (自由）。

無數人作出的選擇

這個單詞，這個大塊的牆壁和這個晚上是多麼的特別啊。這一刻使我幾乎相信了命運的存在，這是一個充滿幽靈的土地。我們常常認為歷史是不可避免的，重大事件有着必然歸宿。但一九八九年的現實是：「任何問題，任何時間，我們都可能改變事情的發展進程。」

為甚麼這樣，而不是那樣？答案就在無數的個人在歷史關鍵時刻的選擇。人類的一些小差錯，例如像沙博夫斯這樣的「小失誤」，雖然小得可以接受，但意義非常重大，在他們中間，是勇敢的抗議者走向街頭，大聲疾呼，這也是他們的選擇。

或者說，正如一個示威者告訴我的，為的是我們再不用對下一代人這麼說，「我們只是坐着等待」。那些二十年前在柏林圍牆上舞蹈的人們，他們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Michael Meyer 1989 年《新聞週刊》德國東歐部主管 Project Syndicate, 2009.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